[分享]申论热点：中国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维护国家石油安全
申论热点：中国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李建民安蓓)为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中国正有计划地建立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据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介绍，作为中国“十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全面展开，目前正着手拟定石油战略的相关法规以及一些管理办法。
所谓战略石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比如说应对大规模减少或中断时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保障原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中国对石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未来随着进口石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日益严重。而与石油高价位相比，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战争时的石油供应保障更加紧迫。
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
关于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国际石油石化企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首次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制定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储备量有自己的判断做法。
张国宝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能源资源需求成长幅度加大，但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日韩更不同于欧美。在石油供应的总体方面，中国的总资源量是丰富的，可以从国内获得三分之二的原油保障。因此，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将由国情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指出，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全部。从石油战略储备着手，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同时分散购油风险，加大节能措施并多渠道建立能源供应等，都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所不能忽视的。
申论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另一个历史之谜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际主流媒体在广泛讨论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经验问题时，交替出现了两个概念，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秦宣：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
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这样的道路不可重复。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认识：目前的“中国模式”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道路在继续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目前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华盛顿共识”正在衰落，或者说正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
第二，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学者正在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
第三，“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也可以算作我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共识。
记者：在讨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许多人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依您分析，“北京共识”所指的中国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
秦宣：这也是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第一，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基础越来越扎实。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平均增长9.4%。1978年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98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超过了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表明中国现在已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包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人口多，需求或消费就多，就能形成大市场。有了大市场，就可以取得大量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更广泛深入分工协作的好处。
第三，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众多的人口必然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四，中国有廉价的产品供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有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全球，这无疑会给各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
第五，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机会与发展程度成反比，与发展速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发展程度较低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其投资机会就越多。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
第六，中国有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小，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难度也较小。另外，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也有后进优势，即：很多技术不必自己研究开发，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技术上的差距给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七，中国有高储蓄优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显著业绩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储蓄率，它就像增长率一样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今后10年内，这种巨大的并且还会继续增长的储蓄能量势必转化为巨大的投资能量。
此外，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优势。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一帆风顺呢？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哪些挑战？还有哪些困难？
秦宣：分析中国的前途，可用八个字概括：机遇难得，问题多多。上面谈到的只是“机遇难得”。实际上，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我认为，我国目前和将来一个时期会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很脆弱。
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合理结果，但这种合理结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构成潜在的政治或社会动荡的原因。
四是腐败和失序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然而，它仍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是社会治安问题。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
六是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成也金融，败也金融。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封闭的，中国仍保持着外汇管制，外债和外国证券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外部因素不大可能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同时国内一些因素很可能会导致危机，如国有企业状况恶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恶化等，都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七是发展失衡问题。包括沿海与内陆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知识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发展落差。
八是“三农”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
九是生态环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失衡，不仅关系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眼前的社会稳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
十是国际竞争压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会形成一种压力。
总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情况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错，怎能会没有风险？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在于我们对风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去应对和挑战风险。
记者：“北京共识”所说的中国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下去呢？
秦宣：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向前进，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
二是毫不动摇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
三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传承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精神，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
四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总之，“中国模式”还需要完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本世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只有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名家小传
秦宣，男，1963年生于湖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向新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公务员制度》、《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等20余部。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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